，到了凉山之后，华夏军借地而居，也不可能朝周围的尼族人宣扬什么土改，而在统一西南后，华夏政权对格物理念的宣传、对资本的推动更是占了其工作重心的最大头。
大量的物资进入成都之后，无数工作组的下乡，其实也会给大家带去众多物质产物，人们在宣传中最多表达，也是格物发展后物质大丰富的展望，只要物质丰富了，在农村过不好的人们自然可以进入大城市的作坊、工厂中赚钱，成为人上人——在这个阶段，这一展望，本身就是相当靠谱的。
成都、梓州这些大城市附近的工业集中发展，暂时延缓了其它非核心区域因土地带来的矛盾。虽然在华夏军出凉山之初，部分人还有过“华夏军人人平等，要杀富户”的担忧，甚至跑了许多人，但西南大战结束后，华夏军对当时相对配合的部分地主、乡绅的优待，则打消了大部分人的疑虑。
只是在大城市附近地价飞涨后，部分商人与周边的地主才起过几次小规模的摩擦，眼下也并没有到不可开交的程度。
但回过头来，不少人也都知道，华夏军中关于土地改革的讨论，多数都是与“平均地权”、“耕者有其田”甚至于“土地国有”挂钩的，在学术的讨论上，甚至于“一条鞭法”、“摊丁入户”这些策略都被认为是小打小闹。
这次代表大会上突如其来的苗头，令得许多人都有些懵。
若是放诸后世的现代社会，不少人听到土改这个概念，大都是一方面觉得它光辉伟大，一方面又觉得它有些平平无奇，人们会觉得，只要将这样伟光正的概念抛售出去，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大部分人的拥护。然而，这却是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从未有人能够真正突破的一道关隘。
甚至于在另一个世界轰轰烈烈的近代史中，由那位先行者孙先生首先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，也得到了无数后来者的拥护，但在穿林北腿常先生领导果党于大陆呼风唤雨的数十年里，这样一个理所当然且光辉伟大的共识性概念，几乎没有取得过任何决定性的进展。
因为组成果党的基础成员，就是盘踞于各地，掌握天下庞大的权力末梢的乡贤和精英。
而当时另一支流淌着红色血液的政党，于24年与果党达成谅解，以为已经开始合作就能够将正确的事情义无反顾的推行下去，于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土改，他们开始实现孙先生提倡的“民生”理论，而回过头，便在27年迎来了“四一二”与“七一五”的大屠杀。大革命失败。
土地何止是土地。
它是位于整个社会最庞大的权力末梢最核心的生产资源，也是象征着这庞大权力归属的最明显指标。土地改革能够成功，其前提是对这庞大权力体系细致入微的掌控，而一旦掌控了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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