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终得以赴任广州,躲开了长安这片是非之地。至此,崔胤在地方藩镇势力的支持下,控制了朝廷,更加无所顾忌地推行对宦官斩尽杀绝的主张。这种情形像极了汉末三国时期的大将军何进谋诛“十常侍”。宦官,并非杀不得。但崔胤和昭宗都犯了何进曾经犯过的错误,如此重大的机密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,却又迟迟不肯动手,营造出一种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恐怖气氛。崔胤“诛尽宦官”主张,是宦官们恐惧的来源之一。恐惧来源之二,是昭宗经常耍酒疯。政治上的失败和“十六宅惨案”严重摧残着昭宗的心理。胸中的愤懑无处宣泄,只得借酒消愁。昭宗终于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,而每当醉酒之后,昭宗都会变得喜怒无常,令身边贴身伺候的宦官和宫女战战兢兢。恐惧来源之三,是昭宗对宦官越来越不信任,而对巫医乐工、和尚老道、江湖术士愈加亲近,因为这些人是除了文官集团之外,为数不多的可以被皇帝利用的力量。某王子生病,宦官刘季述领着两位御医车让、谢筠入宫医治。过了很久,也不见两位御医出来。宦官刘季述等人便向昭宗递话,说按照宫中的行为规范,闲杂人等不得长时间逗留。昭宗不予理睬,不仅没有放出两位御医,还下诏,从今往后,不得禁止巫医道士等入宫。宦官刘季述是继宋道弼、景务修之后的“宦官一哥”,时任左神策军总指挥,当年杨复恭废长立幼拥立昭宗的时候,刘季述是负责接昭宗入朝的小宦官。如今,刘季述等位高权重的宦官在空前的恐惧中苟且隐忍,惶惶不可终日,特别是对宰相崔胤的恐惧,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,宫中所有宦官都不敢与他对视,真正是大气不敢出,生怕一句话、一个表情、一个眼神会惹怒他,从而招来杀身之祸。宋道弼、景务修的死,更是极大刺激了刘季述等宦官,成为一场惊天变故的导火索。这一次,“十常侍”们不是要杀“何进”了,他们玩儿得更刺激。宦官的几位重要头领,刘季述、王仲先、王彦范、薛齐偓等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,达成了一致共识:不能坐以待毙,必须先下手为强,废掉昭宗,立太子李裕当新君,从而以拥立之功把持朝政,在地方则联合关西集团,如此来挟天子以令诸侯。有别于昭宗和崔胤的优柔寡断,这些宦官们行事果断,说干就干。一场阴谋悄无声息地布置开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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